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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的竞争

遗忘造就历史

记忆取决于遗忘,遗忘造成物理时间的断裂与破碎,使得记忆呈现出生命时间的意义;

记忆可以由遗忘来定义,记忆犹如孤岛,环绕着这些孤岛则是遗忘的海洋,记忆的形成过程,一方面是努力记住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努力忘记一些东西;

制造遗忘是社会用以构建并维持集体记忆的手段之一–是否可以说明集体记忆也可以是虚假的,是通过制造集体遗忘达成的;

集体遗忘的典型:

  1. 白人忘记对待拉美土著、印第安土著的血腥往事
  2.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3. 中国的文革

遗忘的竞争:社会多重意志竞争于哪些应该遗忘哪些应该记住;

我们今天一律视为史料的那些历史碎片,就是往昔岁月持续进行竞争的结果;

历史叙述单一:参与竞争的力量单一;

要实现遗忘,不仅可以通过缄默,而且可以通过喧哗,即视线的转移;

历史学有科学的属性并不代表所研究的历史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因为历史会因政治权利的要求而不断编纂;

重要的不是对于掌权者篡改遗忘历史道德上的批判,而是了解掌权者为何、如何实现某些事项的遗忘,这才能使我们向历史走的近一些;

崔浩国史之狱–文化转型的史学代价

这一节讲述了北魏时期的史学家崔浩因为史书而被株连全族的历史事件,大概是说崔浩负责编写《魏书》,由于北魏统治者拓跋氏是鲜卑人,而鲜卑人有一个传统叫收继婚的传统,说的是父亲死后儿子可以迎娶其后母,这段早期历史是通过歌谣的形式传下来的,也不是崔浩负责编写,当时的统治者也不在意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差异,而崔浩因为编纂《魏书》中北魏的功绩而收到了赞赏,当时还把史书刻了碑文。随着时间的推移,北魏鲜卑文化逐渐和汉文化融合,新生代的北魏统治者们回味自己祖先的丰功伟绩时看到了这样一段和他们当时已经汉化的思想所冲突的记载,顿时感到了羞愤,于是老年的崔浩变这样遭到了如此的残暴对待。

在北魏向华夏礼法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过去的传统和历史记载成了他们文化转型的阻碍,因而他们选择了将其剔除,帮助他们更加自信的实现其放弃北族文化。

文化转型意味着主动遗忘,是为了重新开始,为了有助于一个期望中的未来更容易呈现,此时史学就被迫牺牲了。

尼采:“关于过去的知识只有在服务于未来与现实,而不是削弱现实,破坏未来之时,才是值得获取的”。

承认历史的不确定性是的我们从一些旧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我们了解这些因遗忘竞争而产生的史料的时,实际上已经参与到古老的历史叙述的竞争之中;

过去的文化转型通常发生在内亚文化向华夏文化的转型中,而近代到现在以来,我感觉这样的转型发生的频率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局限在文化转型上,包括了意识形态、社会观念等等,都在发生巨变,因此在我看来,近现代这种历史的强制性遗忘变得更多了。

走出名族主义史学

民族主义者痴迷于历史书写的原因,就是他们要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脱离真实和现实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民族主义者可以获得胜利、优越与复仇的满足感,或是找到足以使“本民族”同仇敌忾的被欺辱的共同经历。

民族主义者都执着于这样的信念:过去是可以改变的,只要触及民族主义的神经,知性正直就会消失,过去可以改变,最简单的事实可以否认(听起来像是纳粹),民族主义会召唤起最强烈的忠诚和仇恨,忠诚感被激发出来,同情心就停止起作用。

民族主义史学: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国家在起源意义上是互为因果的,所以近代历史学也和民族国家几乎同时发生和发展起来,因而民族主义史学会主动服务于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国际国内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

自古以来说:为了服务于民族国家的领土扩张,民族主义史学都会把现有国土说成自古以来的合法领土,还会强调历史上失去的领土,把领土争议中的他国说成理亏的一方。

民族主义史学不仅要激起读者对本民族(本国)的骄傲,还要激起读者对其他民族(国家)的隔膜、敌意,甚至仇恨。

缺乏过去的民族不成其为民族,是民族成为民族的正是过去,是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敌对得以合理和正当的也是过去,而历史学家就是过去的制作者。

爱因斯坦:民族主义是一种儿童病,使人类的麻疹。

在目前大多数社会中,批判民族主义史学,特别是具体地破除民族主义史学精心构筑的某些神话,势必要冒很大的风险,作者举了一些印度发生的例子,学者研究历史发表收到印度教徒的死亡威胁,而政治家则为了选票鼓励这些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利器,但这把利器其实是双刃剑或多刃剑,世界上几乎不存在单一民族国家,因此民族主义特有的,在人群间制造分离和隔离的超强功能,同时又对民族–国家本身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时,国家通常采取双重乃至多重标准,这里举了土耳其的一个例子:拉孜人,拉孜人发现自己不是土耳其人,甚至和土耳其没有啥关系,他们有自己的历史和语言。

中华民族:为了规避经典民族概念所内含的道德、法律和政治风险,20 世纪的民族–国家偏向于以主权国家为单位重塑民族,即所谓国族,比如中华民族。

自20多年以前苏维埃帝国崩塌以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领导人发现:重提历史英雄、民族起源、早期国土获取和统一文化的古老神话,有一种激发大众的威力。

民族实际上是一个想象共同体,国家民族只是一个更大的民族,并没有摆脱民族主义史学的范畴。

命运共同体?最后作者说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我们都事实上共享同一个历史,同一个未来,历史固然是为某一个人群、地区、国家服务的,但最终也可以成为整个人类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世上本无黄种人

人种分类实际上是伪科学: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实际上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

18 世纪以前,西方对于东亚人的描述大多是白皙、橄榄色等,很少有认为与欧洲人迥然有别,那时被归类为“黄种人”的其实是印第安人。

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和情感,比如印第安人被归为白人。

西方传统认为,白色代表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和恐怖。

当几百年前东亚被认为是和西方一样的文明社会时,西方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随着工业革命,古老的东方越来越落后,东方人也就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但是西方人也不知道如何描述才能和他们自己区分开来。

黄种人的说法来自于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自然体系》,植物是黄色的意味着悲伤和可疑。

结合布鲁门巴哈的所谓体质人类学,东亚人变成了蒙古体质的黄种人。

布鲁门巴哈的科学种族论认为:处在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红种人、黑褐色人和黄种人,如同在黑夜和白天之间、文明和野蛮之间、完美与贱恶之间的过渡,人种之间的差异不仅是生理性差异还是道德和智力的差异。

人种学说认为黄皮肤的蒙古人种代表了进化过程的中间阶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有过较为高级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时候却停滞僵化,如果有人比欧洲人更为白皙则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有过欧洲血统的混入。

这种种族学说还必然的延伸到了医学,以种族为依据的病理分析已经成为某种本能反应,把种族、族群和某些疾病的发生机理和流行范围联系起来,直到现在还颇有市场。

虽然每种文化体、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种族思维传统,但是只有西方的科学种族论带有科学的光环,作为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非西方世界。

中国人相比于日本人接受黄种人这一观念更加主动,因为黄色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意义,所以接受起来没有困难,而日本传统中黄色没有很多尊贵的色彩,所以接受过程较为曲折。

中国最早接受这一观念并积极鼓吹推广的,是那些有机会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

现代以来,研究发现,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相较而言,地域和族群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之间无法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

所谓种族,是“社会–文化构建”,是政治性的。

现在西方的科学著作中,黄种人、蒙古人种之类的词汇基本销声匿迹了,而在中国社会中依旧存在着,即使在知识分子中,即使在研究历史、民族和族群问题的学者中。